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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初冬，昆明西山脚下已是薄雾笼罩。军区干休所的杉树在微风里摇晃，几位年过古稀的老兵拄着拐杖晒太阳。就在这静谧的午后，丁盛提着保温杯慢悠悠散步，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：“丁司令！”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久违的熟稔。转头一看，谢振华笑着快步迎上来，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手，半句寒暄便让30多年时光被拉回。
简短问候之后，丁盛拉着谢振华的胳膊坐到长椅上。两人如今都已头发花白，都曾坐到大军区“一把手”位子，总算同处干休所，却待遇悬殊：谢振华离休时享受大军区正职，月补贴远高；丁盛因为历史原因，八十年代仅列团职，后来才恢复到副师职。干休所医护说，“补贴单一贴，差距一目了然。”老战友的对比，未免让人唏嘘。
气氛有点尴尬，还是谢振华先开了口：“娄山关那一仗，你压着我跑得可快！”轻松一句化去隔阂。时针因此倒回1935年2月，贵州北部的寒风比昆明更烈。长征队伍翻过乌江后，红三军团在娄山关鏖战，丁盛是十二团指导员，谢振华时任营教导员，说起来还是丁盛的直接上级。阵地高低起伏，机枪火舌在夜色中闪烁，丁盛带着连队侧翼穿插，堵住了敌旅溃口，才有了红军再次占领关口的“娄山关捷报”。
获胜后，军团首长在山坡上点名表扬，丁盛名字被念到，谢振华边鼓掌边低声说：“这小子有股子虎劲。”然而好景不长，部队再度分流。谢振华调军团保卫局，丁盛随野战部队继续西行。两人各走各路，直到抗战才又听到彼此消息。
1938年，丁盛穿过雁北，进了晋察冀。从连政委、团政委一路干到分区政治部主任，对外宣传口径说他“能打硬仗又懂群众工作”。1940年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，会议却延后，他被留在西安学习。课堂上政治理论扎实，操场上依旧跑五公里不掉队；这段沉淀为他日后统兵积攒底子。
同一时间，谢振华在八路军总部搞机要，旋即调往山东敌后。青纱帐里组织武装、整顿地委，枪声与公文齐飞，他的风格更像一把磨得锋利的尖刀。1944年底，新四军、八路军部队合编，谢振华带着一批山东干部南下，番号是“二纵”，埋头淮海平原。
进入解放战争，丁盛指挥的是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三师。三下江南、四战四捷，那支师号被档案列为“必须剿灭”的重点。锦州攻坚，他率部迂回孤山子，高炮掩护突破城墙；辽阳一役，他派尖刀连夜袭铁路，截断了整一个军的退路。参战记者在日记里写：“二十三师壕沟里像装了弹簧。”
而此时的谢振华晋升更快。山东野战军编为华东野战军后，他先是纵队副司令，继而正司令，接着率军直插南京外围。渡江作战前夕，他让参谋在地图上画了12条抢滩路线，自己指着主体线说：“突破口非这三公里不可。”结果正中要害，部队半夜即登上江南岸。
1949年秋，新中国筹建大典尚未举行，两人已戴上“一星”领章。丁盛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入驻西北边疆，身份既是副司令又是垦荒第一线的带头人。谢振华则在华北军区、山西省军区先后任司令，手握数个工厂、煤矿的军管重担。两条轨迹自此分开：一个偏西北荒凉，一个坐镇中北腹心。
1968年，丁盛调副司令，仅一年坐上司令员。那年他43岁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大军区主官之一；人们记得他骑机车巡逻珠江口的照片，皮夹克迎风猎猎，眼神锐利。可命运常转弯。1974年后，他因“文革”遗留问题淡出核心岗位，改挂顾问。工资等次被下调，干部名册上只写“团级离休”。
反观谢振华，直到1977年仍是大军区副司令，同年调沈阳。1982年又任昆明军区政委，正职头衔终于落袋。离休政策出台，他拿到的是四千元安家费和正大军区津贴，颇为优渥。两人职务相差不大，待遇却天差地别，原因复杂，终究是政治风浪的涟漪。
回到干休所的长椅，谢振华从贴身口袋掏出一把核桃递过去：“老丁，手劲还在，就用它练练。”丁盛接过，笑着掂了掂：“这玩意儿可比娄山关的石头轻多了。”一句玩笑带过金钱差距，却掩不住重逢的欣慰。
次日清晨，干休所食堂供应小米粥和酱菜。两位老兵挑了角落桌坐下。有人悄声议论：“那位是正职离休的谢老，旁边那位怎么没警卫？”旁听者对内情一知半解，只觉戏剧。事实上，干休所出示的文件已给丁盛恢复副师待遇，医药费全免，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。可在级别森严的军中，团、副师、正职三档，象征意义不言自明。
午后，疗养院安排参观翠湖。途中谢振华轻叹：“部队走过半辈子，现在就想多活几年，看看风景。”丁盛回了一句：“能喘口气挺好，过去冲锋那会儿，可没想过会有今天。”短短对话，道出老兵独有的旷达。
昆明的阳光依旧温暖。疗养期结束，谢振华先于丁盛离开。送行车前，丁盛立正敬了个军礼，笑道：“首长，后会有期。”谢振华回敬同样一个礼，轻声：“保重。”简简单单四个字，饱含战火岁月结成的情义。 京城往事、岭南风雨、关山烽火，都被这个军礼悄然收拢，尘埃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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